第七十七章 一出好戏-《回到北宋当城管》

    翌日一早,五更三时,在紫宸殿内,举行例行性的早朝

    端坐于堂上的宋仁宗赵祯,先是扫视了一眼,堂下位列两班的群臣,他发现此前关了三日大牢的范仲淹,站在左班第三列的时候,脸颊上便浮现出了一缕笑容。

    待堂下群臣三呼“万岁”后,宋仁宗赵祯随即开口问询道:“今日早朝,不知诸卿有何事向朕奏请?”

    当宋仁宗赵祯的问话声刚落,站在左班第三列、身穿紫色官袍的范仲淹,便一马当先持笏出列,面朝着端坐于堂上的宋仁宗赵祯,禀告道:“启禀陛下,臣有本要奏,还请陛下过目。”

    听到躬身立于堂下的范仲淹说有本要奏,端坐于堂上的宋仁宗赵祯,当即就对站在旁侧的内侍押班副都知张茂则,有些迫不及待地吩咐道:“张副都知,你快下去从范公手中,把奏请的奏折拿上来,让朕御览。”

    侍候在旁侧的张茂则,应了一声“喏”后,便赶紧慢步走到范仲淹的跟前,伸出双手从范仲淹手中接过一本看起来厚度大抵有三寸许的奏折,折身慢步双手呈送到宋仁宗赵祯的面前。

    从张茂则手上接过奏折后,宋仁宗赵祯随手翻阅了几下,便把奏折合上,重新交到立于身前并未走开的张茂则手里,朗声吩咐道:“朕已经阅览完毕,觉得奏折内所写内容甚好,张副都知你念于众卿听上一听。”

    张茂则双手接过奏折,并应了一声“喏”后,转过身去,走到堂下,立于堂前,面向堂下两班群臣,朗朗上口地念了一遍奏折上的内容。

    无论是从宋仁宗赵祯看了几眼,就说自己看完了奏折上所写的内容,还是张茂则念奏折内容的时候,听起来朗朗上口,都说明了一件事情,那就是在此之前,他们二人都看过范仲淹这份奏折。

    真实的情况是,在昨日傍晚时分,范仲淹离开了包拯在开封府衙的办公房,就跟包拯和王浩二人作别,身穿公服直奔皇宫面见了宋仁宗赵祯。

    在垂拱殿之内,范仲淹把这份奏折呈送给宋仁宗赵祯,在御前侍候的张茂则,自然是也在场,经过宋仁宗赵祯左思右想之下,让范仲淹在翌日早朝,当着一众朝臣的面,向他呈送此奏折内容,到时,他再让张茂则把奏折内容念给一众朝臣听,借此探探朝臣们的口风。

    毕竟,这份奏折内容都是范仲淹所列即将进行的改革内容,起初,让宋仁宗赵祯感到好奇的是,在奏折最后的落款处,除了写有范仲淹自己的名字之外,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、包拯和王浩的名字赫然在列。

    其他四位朝廷大臣一起支持范仲淹进行改革,并不让宋仁宗赵祯感到奇怪,只是让宋仁宗赵祯感到奇怪的是,王浩这个刚被提拔为街道司司丞才大抵一个月的功夫,只不过是个从八品的芝麻绿豆大小官儿。

    再加上,王浩前几日在东京城内推行交通新规,为此,还把违反了交通新规的范仲淹,抓进了开封府大牢关押了三日之久。

    在此时的宋仁宗赵祯看来,范仲淹和王浩二人,在结下这个梁子之后,不至于会对彼此报复打击,最起码也不可能会有什么携手合作之事。

    当宋仁宗在昨晚的垂拱殿之内,向范仲淹饶有兴致地问询起王浩对这份奏折贡献的内容比例时,范仲淹却回答说奏折上有三分之一的改革内容,都出自于王浩之手。

    对于范仲淹的这个回答,更是让宋仁宗赵祯感到万分惊讶,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,王浩作为行伍出身的一个小兵,把他提拔到街道司司丞的位子上,已经能够做到人尽其用。

    直到这个时候,宋仁宗赵祯觉得自己还是小瞧了这个王浩,就凭王浩在范仲淹奏折当中所贡献的三分之一改革内容,就算是让王浩做一个参知政事或者副枢密使,都应该是绰绰有余。

    昨天晚上在垂拱殿之内,宋仁宗赵祯就觉得,若是在不通知一众朝臣的情况下,就立即对奏折上所列的改革内容进行付诸实施的话,不出三日,提反对意见的奏折定然会在他的御案上堆积如山。

    只是让宋仁宗赵祯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今日的朝堂之上,待张茂则宣读完范仲淹的奏折内容后,不等他开口问话,就已经多达四名位列左右两班的朝廷大臣,持笏出列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对意见。

    这五个朝廷大臣分别是中书门下平章事章得象、参知政事贾昌朝、御史中丞王拱辰、刘元瑜右司谏四人,纷纷持笏出列,齐声高呼“期期以为不可”。

    在参加今日早朝的群臣们看来,赵官家之所以在今日朝堂之上,跟从西北戍边奉旨回京的范仲淹,演这么一出戏,为的就是要对推行新政。

    而新政内容,无非就是范仲淹奏折所列,在不少朝廷大臣看来,范仲淹的改革步伐之大,定然会让原本一片安稳祥和的大宋,搞得是人心惶惶鸡飞狗跳,自然是要站出来极力反对。

    看到章得象四人持笏出列,宋仁宗赵祯先是长叹了一口气,明知故问道:“斯威臣卿,方才齐呼‘期期以为不可’,你们不妨说来听听,为何不可呢?”

    章得象、贾昌朝、王拱辰和刘元瑜四人,先后进行了发言,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,尽管他们反对的论点皆不相同,却都有一个落脚点,那就是祖宗旧法不可随意更改,在大宋境内实行新法改革不可操之过急,应当循序渐进,一项一项地来,不可一股脑儿地对方方面面进行改革。

    紧随其后,范仲淹为他所主导的这份奏折改革内容,在朝堂之上,也为自己进行了一番辩护,认为眼下之大宋,已经今日不如昔,面对党项西夏和契丹北辽的多年袭扰,搞得现在民不聊生,积贫积弱,国库入不敷出,应当从快从急大刀阔斧地改革已经不合时宜的旧法,在大宋境内实施新法,只有通过变法才可图强。

    为此,范仲淹还列举了春秋时期,正是自打商鞅变法成功,才让原本国力偏弱的秦国,变得更加强大,继而最终统一了六国。

    只是,范仲淹却没有提及商鞅变法在令秦国强大的同时,商鞅自己个儿的最终下场可是车裂而亡,原因就是他得罪了当时秦国的统治阶级,只有当时的秦王秦孝公一人对他极为信任,秦国的一众大臣们对他几乎都敬而远之,见到他都唯恐避之不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