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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让机站窃听才要手续，难道你自己不会架台机器？”

    意思很明白，让他自己动手干。陆从骏回去即给老孙布置任务。窃听嘛，多容易的事，切开电话线再接一根线出来的事，小学生都会做。老孙叫上人在姜姐住的这条巷子里租了一间屋，屋子窗外便是电线杆，爬上电线杆，并联一根线进屋，这巷子里的所有电话都成他们的囊中物，想偷听谁的电话，犹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。

    天黑了，姜姐下班回去了。

    姜姐回家，职业地东看西察，注意有无人入室的迹象。这一切，她做得自然不刻意，显然是“每日一课”，已经养成习惯。察看一周，并无异样，她放心地放开手脚，宽衣丢物，洗手洗脸。

    诸事妥当，她掏出一纸条，准备打电话。当打开床头柜时，她发现了异样——原来她在话机上盖着一块绣花丝巾，虽然丝巾依在，但花的方向反了（本来是倒放的，现在是正的了）。她见此，立即警觉地去找房东问：

    “今天有无人来找过我。”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房东老太说。

    “你们今天有没有离开过家？”

    “下午我们去了一趟警备区。”老头子说。

    “警备区？干什么？”

    老头说：“没什么，就问我们家儿子现在在哪里。”

    老太说：“你知道的，我家两个儿子和女婿都在前线部队上，他们给我们发了十斤大米。那个长官还说，我大儿子在十九路军，那是抗日的英雄部队，等以后赶走了鬼子还要犒劳我们呢。”

    老太缠着她还想多说，姜姐根本无心听，应付两句就回自己屋里去。一个小时后，姜姐带着一身灰烬和一只皮箱出了门。灰烬可能是烧了一些东西吧，皮箱里是什么？她要溜吗？就让她溜，看她去哪里，跟着她走也许可以摸到更大的瓜。

    夜深了，石板路因为姜姐敲出的清亮的鞋跟声而显得更加清冷，更加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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